北京鼓励居家适老化改造 以资金支持示范项目

去年十一月九日，新华社报道今年一月一日起，两年内北京会推出四万亿人民币的「额外开支」，挽救金融危机带来的祸。

二、单纯所有权不能保证平等周其仁正确地指出，中国农民缺少土地所有权的意识，尽管他认为这并不是好事。实践中就有不错的办法，比如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在全国大部分农村地区普遍采用的土地使用权大稳定、小调整的办法。

为了让农民从农业上获取更多收益，为了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平等，中国的土地制度应该在农民相对稳定的土地使用权和村社集体调整土地的所有权之间达成一个平衡。四、对村社集体权力不能搞因噎废食在农民税费负担过重的上世纪90年代，因为政府急于从农村提取资源，就使得政府（尤其是县乡）往往站在村社干部一边，希望乃至鼓励村社干部通过手中权力来完成税费任务。可惜的是，在农村治理形势发生好转的背景下，国家却似乎已经对村社干部不再抱有信心，偏偏将村级组织的所有可能的功能取消。乡村利益共同体因此而解体，压力型体制大为松动，这正是可以发挥村民自治，让农民通过选举来表达自己利益偏好的时候。问题真的如此简单？一旦村级组织不再有功能，村干部不再有权力，即使实行真正的民主，又有何用？谁还会有参与民主选举与监督的动力？农民具有了完全的土地权力，而村社集体则一无所有，村社干部虽然不再做得成坏事，但也不再有能力做成好事。

权力并非只有一种，并非只会侵害农民，关键要看其对上负责还是对下负责。公有变为官有，原因在于权力不是对下负责1980年代之后的这些变化，对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的影响会非常深远，而且不是很快就能改变的。

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在我看来没有太大意义，因为股东国有企业和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在我看来没有太大意义，因为股东都是同一家。拉美化在国内曾经讨论比较多，但大家主要看的是收入分配方面。也并不是说当时的政策怎么自由，法律怎么自由，而是政府开放，没有强力执行。我们的学生身份很特殊，比如我今年带的几个学生，毕业以后分别在麦肯锡、波士顿咨询和高盛工作。

中国人不好争辩，在我看来文化可能是20%的原因，因为我也是中国人，我好争辩。即使是用GDP来衡量，一直到2001年的时候，人均GDP增长的速度也没有超过1980年代。

黄亚生对此的评述是：这是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和局限性的极为深刻的看法。过去大家均贫富，那没什么关系，1988年时出现抢购，大家觉得有通货膨胀就去买盐、买米。我觉得这都无所谓，我们可以拿出来讨论。我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说。

经济观察报：那么后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出乎你的意料吗？ 黄亚生：如果说经济增长，一般人马上就理解成GDP增长。它们唯一的区别就是制度。从宏观数据上既然解释不通，那它这里头肯定有一些微观的因素在后面，微观的因素到底是什么，就得你自己去找。然后我们来解释国有企业为什么有利润—— 它有优先选择项目的权利，好的东西都给它，先让它上市，资金紧缺的话，先保证它的供应。

对这种评论可以有两种解释。第二，当时农村经济非常自由。

经济观察报：你不赞成 国情论？ 黄亚生：我知道中国很多人都说要走自己的路，但是不是别人走过的路就不能或不应走？哈佛大学有一个上世纪七十年代获得诺贝尔奖金的经济学家，他提出一种理论叫后发者的优势。经济观察报：你写了很多关于中国的书，但我相信你也听过类似的评论，说黄亚生写的中国实际上是写给西方人看的中国，是这样吗？ 黄亚生：我更多是用英文写作，从这一点上讲肯定是写给西方人看。

从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上来看，中国在我看来隐藏着很多的问题，这些问题并不是像有些人讲的那样，中国人自己创造一个新的模式，是中国人独有的，而是在其他国家都有，并且都是失败的。阿玛蒂亚·森有一本书 《好争辩的印度人》。第二，不敢说吹牛，在国外做学问，我们做得很细。刚才我讲到的数据表明，美国人的行为现在已经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我最近的这本书，《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落笔的时候大概是2007年11月份，最后一章我已经讲到，当时中国的GDP是11%，虽然GDP 增长速度非常快，但却是极为脆弱的，因为它受外需制约的程度相当严重。黄亚生执着于探究他所认为的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

相比而言，中国国内的一些学者，他们却可能会发表很惊人的理论，有一次开会碰到一个学者，我说你在做什么呢？他说，我正在重新修正凯恩斯主义。我们首先要把中国的优势认识清楚，中国可以说具备经济起飞的各个方面的优势，无论是它的教育水平，社会的基本面还是文化——后来也有人讨论儒家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另外80%的原因是制度原因，使很多的东西没人去质疑，所以这么多错误的观念，多少年来大家都接受了。特色不足恃 经济观察报：现在很明显，在怎么看中国的问题上差异很大，一种观点认为它危机四伏，是泥足巨人。

我认为这在农村金融方面是一个大的倒退。我提倡市场经济，提倡私有产权，我并不是在讲英国，我是在讲温州。

所以我可以用通货膨胀的恐惧——从负面来讲就是通货膨胀的恐惧，正面上来讲是搞社保，来降低人民自愿储蓄的积极性。而理论上认为这是转型经济最重要的方面。一两年内，即使美国的GDP增长恢复了，消费也不会恢复。制度——主要是经济制度，但政治制度也很重要——对一个国家能不能经济起飞，起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

影响人均GDP的一个因素是人口出生率，中国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大大降低了人口出生率，在1990年代人口出生率变得很低。李翔 张琪来源：经济观察网 进入 黄亚生 的专栏。

我觉得如果中国将来有一天经济出现了问题，历史学家重新去研究这段历史的话，可能就会指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国有体制最成功的国家是新加坡，即使是新加坡，也有人做过测算，新加坡的国有企业也不如私有企业。

在给农民提供金融支持方面也做得不错。黄亚生则争辩说，过多的外商直接投资，正在对中国本土的私营企业造成挤压效应。

我的方法就是，从宏观数据分析，然后到微观方面去找出答案。但是它在1990年代中断了。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数字本身不真实。假设我是一个广东的企业家，本来土地价格上涨、劳力价格上涨的情况下，我应该去发展新的技术，但是到了 1990年代，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我很难拿到银行贷款，却能得到很多劳动力资源，这时候金融成本变得无限高，劳动成本变得无限低，我肯定愿意做一些最简单的、劳动密集的产品，这就是为什么广东三十年前在做鞋做袜，现在还在做。

而我们的研究都是一些非常具体的东西，我们要更加仔细。外资挤出内资，巴西七十年代就是这样。

49岁的黄亚生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研究领域的明星。如果大家有这样一个预期，会有资产通货膨胀，那就会产生我们说的资本外逃。

谁更了解中国 经济观察报：你的中国实验室项目进展的如何？ 黄亚生：到今年为止，中国实验室做了三期，印度实验室做了两期，效果都还不错，企业家反应也挺好，所以我们肯定要接着做。我曾经就此写过一篇论文。